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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段二王”的學術特色
2019年10月09日 09:26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王華寶 字號

內容摘要: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則稱:“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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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1724—1777)是久負盛譽的“皖派宗師”,又是“百科全書式學者”。段玉裁(1735—1815)“湛深經史,尤精六書”,有“一代樸學宗師”之稱。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以精通小學、校勘見長。后人將乾嘉時期的“小學”乃至乾嘉學派徑稱為“段王之學”。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指出:“而段王之學,溯源戴君,尤長訓詁,于史書、諸子轉相證明,或觸類而長,所到冰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則稱:“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

  一、“戴段二王”以厚實的學術文化成就展示出積極開拓的創新精神。戴震集古學之大成,其成果體現在《戴震全書》、其后學的成果以及后人的闡釋研究之中。而中國古代語言學在清代進入了全面興盛和高峰時期,擺脫了作為經學附庸的地位,走向了學科獨立,戴震無疑是一面耀眼的旗幟。他由小學治經學,與同時代的學者特別是段、王共同努力,促進了語言學的獨立。

  戴段二王在觀念上闡明了語言文字學的重要性,“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戴震的入手工夫與學術淵源,在于由小學入經學,通過考證原始儒家的經典文字而通達古圣賢之道。高郵二王在音韻、訓詁、語義、詞源、語法等方面,既有理論上的闡發,又有更多具體的學術成果,高郵王氏四種仍是當今古典學研究的案頭寶典。王國維《周代金石文韻讀序》說:“自漢以后,學術之盛莫過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皆足以凌駕前代,然其尤卓絕者則曰小學。”正可見評價之高。

  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取得空前的成就,應當是清代語言學的一個明顯表征。何九盈《乾嘉時代的語言學》認為:“古音學的發展是乾嘉語言學興旺發達的決定性的原因。”戴震是講究音理、思考音值的先驅,段玉裁、王念孫均有專門貢獻。孫欽善《清代考據學》總結“清代考據學的特點”,第一條就是“內涵全面而以傳統小學為中心,小學又以古音學為關鍵”。可見戴、段、二王的貢獻之大。

  “因聲求義”這一訓詁方法,經歷了“聲訓”“右文說”到“因聲求義”的歷史發展過程,形成“音義互求”的原則,對詞的音義關系的認識有了質的突破。通過對文字體用的分析,戴震溝通了文字與語言的關系,認識到訓詁與聲音的關系,即“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疑于聲者以義正之”“故訓聲音相為表里”,改變了過去重形不重音的觀點。戴震還從發音部位、發音方法的角度探討了古音音轉規律,而段、王做了理論與實踐上的呼應,從而使因聲求義之法成為清代訓詁學一大鈐鍵。

  清代是傳統文字學的極盛時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最負盛名,當時即得王念孫贊譽“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今人許嘉璐評價說:“是其時諸家皆據己之所長以論段書,于是各贊其一端;然段之為注,實乃覆幬近世諸多學科矣,非一言可得檃括,唯合上述諸家之評騭,乃得約略得窺段氏之苦心。故讀《說文》必自段氏注始,探研古之語言文字,常以段說為導引。段氏之功,巨矣!”

  此外,他們在語法學、語義學、語源學等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

  二、以“求是”“求真”“求道”的治學精神引領時代,共同標舉“實事求是”的時代旗幟。戴震強調“十分之見”,明確表達學術研究以“求是”為目標的人生態度。段玉裁以“實事求是”作為終生的治學宗旨,“求其是”“明義理”。段玉裁明白“真是”之不易得,并且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學術的深化,“真是”也在不斷發展之中。

  段玉裁努力保持世俗與神圣、生活與治學的一種平衡,治學帶有一些重經史之學、“經世致用”而輕辭章之學的傾向。這一思想傾向,與其師戴震輕視辭章之學的思想有密切關系。即便是出仕為官,段玉裁也是倡學興教、表彰忠烈、讀書治學,進而提出“吏不擾民,而民自不擾吏耳”的觀點。時人孔繼涵根據段玉裁的言行,曾贊譽他“官況清卓”。王念孫曾以“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教諭臧庸。臧氏稱譽王念孫“蓋真能以實學、實心而行實政者”。

  三、以“實證”而“科學”的范式鑄就考據學之高峰。他們運用了實證主義方法,進行溯源、比較、歸納、征實。其獨特的學術個性,又體現在他們的理論概括與歷史觀等方面。段玉裁提出的形音義互求的方法已成為傳統小學的鐵律。他又善于分析歸納,得其義例,《說文解字注》即是運用許書義例“以許證許”的成功范例,《周禮漢讀考》也是歸納義例的經典之作。王念孫《讀書雜志·淮南內篇·后序》列舉各種誤例62種,分類總結,又“推其致誤之由”,因此具有普遍的意義,并為后人俞樾等效法。校勘學方面,他們在總結校勘方法和歸納校勘通例上,有著突出的貢獻。如段玉裁“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之難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之說,道出了古籍整理工作艱巨、復雜、長期性的特點。

  羅炳良《清代乾嘉歷史考證學研究》將乾嘉歷史考證學家的考史宗旨概括為四點,即護惜古人、考誤訂疑、空所依傍和嘉惠后學。戴段二王亦是如此。如段玉裁無論是研究《說文解字》等小學經典、《詩》《書》《禮》等經書,還是研究《文選》等文學經典,均秉持還原古音、古義、古說的理念,通過具體的時代語境還原解說者的原意,漢人的歸漢,唐人的歸唐,“還許于許,還鄭于鄭”,體現出良好的歷史觀念。

  段玉裁認為,學有心得,可以神交古人與后人,因而可獲得超越時空的精神愉悅:“夫人有心之處,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見,抑余以為古人有言有為,未嘗不思后之人處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嘗不恨后之人不可見也。”

  四、他們的學術精神、治學方法、學術思想等,也是寶貴的財富。錢大昕稱贊戴震:“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并說:“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學術研究當以“創新”為第一要義,“學貴精,不貴博”。徐復在《戴震語文學研究序》中說:“戴氏著書,無不以精見長。精即發明創造,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原動力。清代樸學之盛,當以此為第一義。”段玉裁有著明確的“創新”意識,一向標舉“學有心得”“真知”“創獲”。

  大師的精神品格是學術的靈魂,重在科學與求真求實。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一點在段玉裁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其師戴震研究古韻,認為段氏“尤侯”兩韻可以不用分,段玉裁則不作“茍同”之論。這種理論交鋒直言不諱,以材料為依據,嚴謹求實的研究態度和對事不對人的學者風格,是段氏獨特的學術實踐,充分展示出他的學術個性,也是一位大師取得獨創性成果的必備素質。

  段玉裁祖孫數代都是讀書人,屬耕讀人家。長期以來,經濟拮據,“食貧”“赤貧”。其祖父段文留下“不耕硯田無樂事,不撐鐵骨莫支貧”的祖訓,段氏自幼銘記,博覽群書,奮進不止。其從小樂學、中年辭官、晚年抱病治學等,都是明顯的表現。荷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高尚品質,成為人們激勵自己潔身自好的座右銘。段玉裁在《說荷》一文中強調“君子之直立”,并以此自勵。段玉裁出仕從政,也與眾不同。處理公務之暇,挑燈夜讀,刻苦治學。辭官后專心治學,終成一代學術大師。“給事中王念孫首劾其(指和坤)不法狀”,青史留名,更是顯示出知識分子的擔當精神。

  (作者:王華寶,系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古文獻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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