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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韋其麟敘事詩中“女性形象”的變遷
2019年10月09日 10:42 來源:《江漢學術》2019年第5期 作者:鐘世華 字號
關鍵詞:韋其麟;《百鳥衣》;女性形象;主體意識;歷史語境;民族性;敘事詩

內容摘要:摘要:“女性形象”在韋其麟長期的敘事詩寫作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得因于不同時期創作語境的相異,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差異性,進而表現出了不斷“變遷”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由最初的民族性表達中的壯族女性,轉向了現實性話語中的革命女性。這種“變遷”一方面反映出了韋其麟創作的具體歷史語境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其創作觀念與創作策略的演變與調整。一、民族性表達中的女性形象初登詩壇的韋其麟將目光更多地放置在了對民間故事、傳說的展現上,盡管在詹姆遜看來,“……不管民間故事的起源多么富有個人的特色,它從本質上來說永遠是缺乏個性的,或者說是集體的”[2]。

關鍵詞:韋其麟;《百鳥衣》;女性形象;主體意識;歷史語境;民族性;敘事詩

作者簡介:

  摘要:“女性形象”在韋其麟長期的敘事詩寫作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得因于不同時期創作語境的相異,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差異性,進而表現出了不斷“變遷”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由最初的民族性表達中的壯族女性,轉向了現實性話語中的革命女性,在新時期則呈現為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凸顯。這種“變遷”一方面反映出了韋其麟創作的具體歷史語境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其創作觀念與創作策略的演變與調整。

  關鍵詞:韋其麟;《百鳥衣》;女性形象;主體意識;歷史語境;民族性;敘事詩

  基金項目:北部灣環境演變與資源利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南寧師范大學)和廣西地表過程與智能模擬重點實驗室(南寧師范大學)開放或系統基金“文學地理學視域下廣西當代文學研究”(項目編號:GJEU-KLOP-K1809)

  作者簡介:鐘世華,男,廣西合浦人,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北部灣環境演變與資源利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南寧師范大學)和廣西地表過程與智能模擬重點實驗室(南寧師范大學)雙聘研究員,文學創作二級。

 

  早在1950年代,韋其麟就憑借著其出色的民族性書寫與表達贏得了國內詩壇的關注。不僅如此,《百鳥衣》的發表還使其獲得了國際性的贊譽,如在蘇聯評論家奇施柯夫的筆下,韋其麟被冠之以“居住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1],這便充分地彰顯出了其重要的價值地位。盡管在隨后的社會語境中,韋其麟的創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在“文革”時期幾乎“失聲”,但進入新時期后,開放的寫作語境又使其迎來了新的創作“高峰”。韋其麟始終堅守在詩歌創作的道路上,而“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其敘事詩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也幾乎貫穿了其整個的寫作生涯。但因不同時期創作語境的相異,其敘事詩中的女性形象也呈現出了一定的差異性,從而表現出了不斷變遷的過程。這種變遷一方面反映出了韋其麟詩歌創作的具體歷史語境的變化,另一方面,我們在某種度上能夠通過這種變遷窺見其創作觀念與創造策略的的演變與調整。

  一、民族性表達中的女性形象

  初登詩壇的韋其麟將目光更多地放置在了對民間故事、傳說的展現上,盡管在詹姆遜看來,“……不管民間故事的起源多么富有個人的特色,它從本質上來說永遠是缺乏個性的,或者說是集體的”[2]。但韋其麟并非是對“民間故事”的完全照搬,而是在借鑒中加入了創造性因素。如《百鳥衣》取材于壯族民間故事《百鳥衣的故事》(又名《張亞源和龍王女》),韋其麟不僅將原故事中的主人公——“張亞源”和“龍王女”——改為了“古卡”和“依娌”,而且還加入了自身對故事人物、情節的改造。[3]《玫瑰花的故事》《百鳥衣》等詩篇不僅確立了韋其麟在少數民族詩歌中的優勢地位,而且還自覺地承擔起了挖掘壯族文化、展現廣西地域景觀的責任。陳代云曾看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少數民族詩人在“民族平等”旗幟下所獲得的“身份認同”,后者表現出了強烈的責任感:“一方面,向別的民族展現本民族的文化成為他們的責任;另一方面,構建有民族特色的詩歌則成為他們的理想。”[4]而這種“民族性”的書寫也與其時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整體態勢保持一致,正如洪子誠與劉登翰所看到的:“從五十年代開始,一批少數民族詩人陸續加入當代詩歌創作者的行列。他們在生活道路上面對新的時代特征,與他們對民族民間文化傳統的繼承這兩方面的結合,成為這些詩人的一個重要特點。”[5]155可以說,韋其麟作為“少數民族青年詩人”,自覺地將創作視野投射到“民族民間文化傳統”之中,不斷從民間故事、傳說中汲取養分,逐步確立了創作的“民族性”特征,這同時使其敘事詩中的女性形象也帶有了較強的民族色彩。

  在《玫瑰花的故事》中,夷娜首先以“出色的舞者和歌手”而出現,這一形象本身具備了鮮明的壯民族特性。韋其麟曾看到:“廣西歷來被譽為‘歌海’,說明了壯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的能歌善唱。唱歌是壯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6]5“能歌善舞”不僅作為壯族民眾的重要標識,更成為了他們對民族文化的自覺認同。詩中的夷娜不僅具備優秀“歌手”與“舞者”的基本素質:

  她有一雙水汪汪的秀眼,

  她有清脆甜蜜的嗓音。

  她歌唱時高空的黃鶯飛下聽,

  她跳舞時連小鹿也彳亍不行。[7]

  而且她以與尼拉“對唱”的方式表達出了無盡的悲痛之情,當尼拉的歌聲“被輕風送到夷娜的臥房”時,夷娜“懷著一腔怨愁”歌唱道:

  我的眼睛快要望穿了喲,

  ——親愛的尼拉你在哪兒?

  我的淚水就要流干了喲,

  ——親愛的人你在何方?

  我的心呵已經碎了喲,

  親愛的尼拉你哪時才回來?[7]

  “望穿之眼”“流干之淚”以及“破碎之心”等描述充分地再現出了夷娜對尼拉的思念之情,同時加劇了其內心的悲傷程度。不僅如此,夷娜的“歌聲”還直接制造出了故事悲劇的高潮,這是因為當她的“哀傷的歌聲”傳到尼拉耳中時,后者便不顧一切地奔赴到了夷娜的身邊,由此鋪開了故事的悲劇性結局。可以說,韋其麟將“歌唱”作為壯族文化的承載,在塑造夷娜形象的過程中加入了自身的“民族性”思考,這尤其表現為作者對女性“歌者”形象的強調與渲染。而到了《百鳥衣》中,依娌也被塑造成了一位優秀的“歌者”,她的這種“歌唱”氣質在其作為“公雞”時就有著直觀地顯露——盡管只是“喔喔啼”之類的叫聲。而由“公雞”變為美麗的依娌后,女性的“歌者”形象被進一步凸顯出來:

  打獵的后生多又多,

  見了依娌誰不唱歌?

  唱就唱來放聲唱,

  依娌一唱就幾籮。

  唱歌的后生不知數,

  個個沒依娌那么多歌,

  古卡聞聲唱一支,

  依娌回頭笑得象朵花。[8]

  不僅如此,依娌還被韋其麟塑造成勇敢、智慧的壯族女性主人公形象,這對其民族性的表達也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韋其麟在談到創作《百鳥衣》的感受時曾說:“……我把她(指依娌——筆者注)描寫成為一個美麗的、勤勞的、聰明的、善良純潔而又吃苦耐勞的姑娘。她給古卡帶來不少的快樂,她對生活有著無限美好的希望和追求,對愛情是那樣純真和堅貞。”[3]依娌正將“美麗”“勤勞”“聰明”等形象集于一身。如在面對土司的“刁難”時,依娌以其過人的智慧將困難一一化解:她以手織“篩簊”來篩清芝麻和綠豆,用“一擔清水”來分開黑、白芝麻,即便在應對“一百個公雞蛋”這一不可能完成的難題時,依娌也沒有自亂陣腳,而是以積極的“對話”方式將“公雞下蛋”的悖論推給了土司的“狗腿”,使其“鬼計”最終破滅。在與土司及其代表的惡勢力的對抗中充分顯示出了依娌的智慧,韋其麟在詩中多次以“聰明的依娌呵”來表達他對女主人公的欣賞之情。但也正得因于這種“智慧”,古卡和依娌招致了更大的災難——“娘氣死了,/依娌被搶走了,/樹林里的小鳥嚇跑了,/山坡下的人家拆散了。”于是,被“拖進”衙門的依娌不得不忍受著與古卡的相思之苦,但這災難并未將她嚇到。依娌在臨別之際不僅給了古卡以莫大的撫慰——“烏云遮了天,/風吹云就散,/我們暫分離,/一定再團圓。”而且還主動為古卡“獻計”——“古卡呵古卡,/心里別害怕,/你去射一百只鳥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門里!”這些話語充分昭示出了依娌的勇敢和堅毅,同時也表現出了其所擁有的智慧。即便身陷“狼巢”,依娌依然勇敢地與“土司”作斗爭,她以“這是野獸的巢,/住的是豺狼一窩,/好人不進去,/進去活不了”來回擊土司的狗腿口中的“幸福論”,還通過撕碎“金絲衣”、摔壞碟盆以及奪劍相逼等行為表達出了自身對土司的反抗之情。

  值得強調的是,韋其麟在早期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加入了浪漫主義的因子,這不僅使其民族性的表達更為生動與多元,而且也極大地增強了其寫作的“神話”特征。《玫瑰花的故事》中的夷娜盡管是“勞動人家的女兒”,但她與尼拉之間的愛情則超越了原有的生活范疇,從而具備了浪漫的特征。如詩人以浪漫化的筆法描述了兩人之間相會的情景:

  尼拉和夷娜朝朝相會,

  在那清晨的南風吹拂中,

  在那落日的光輝撫射下,

  在那深山蒼松的樹蔭里,

  在那河畔柳林的月影前。

  不論是和風吹柳的春天,

  不論是鷓鴣清唱的夏日,

  不論是野菊遍開的清秋,

  不論是北風呼嘯的寒冬,

  他們時刻都在傾訴著自己的愛情,

  他們時刻都在歌唱著自己的幸福。[7]

  更多的浪漫化書寫則集中在該詩的末尾,盡管這種書寫因夷娜與尼拉的相擁“撞向石臺”而具備了極大的悲劇性。該詩的結尾寫到,夷娜與尼拉死后所留下的鮮血使得石臺周圍“凸起黃土一堆”,這“黃土”經過日月的沉淀,“忽然長起了一枝有刺的奇花,/殷紅的花瓣綠綠的葉,/馥郁郁的花香溢滿園”,這種描寫極大地增強了該詩的浪漫色彩。“奇花”(玫瑰花)正是夷娜與尼拉之間愛情的結晶,不僅表達出二者對美好愛情的向往,而且還包含了對以國王和王子為代表的惡勢力之間的憤懣與抗爭。而在《百鳥衣》中,依娌的身份本身就帶有著浪漫的色彩,她并非是普通村莊家的女兒,而是來自于一只美麗的“大公雞”,盡管詩人在描寫其出現時所用筆墨不多——“第三個月第三朝呀,/不聽見公雞啼了,/籠子里沒有了公雞,/院子里站著個姑娘”,但這一情節依然有力地凸顯了韋其麟強烈的浪漫化表達。

  總體而言,韋其麟早期敘事詩中的女性形象帶有鮮明的壯民族特征,他在確立自身寫作特色的過程中,以浪漫化的筆法塑造了壯民族色彩濃厚的女性形象。以《百鳥衣》為代表,韋其麟將自我對民族性的思考融入到對“依娌”的再現中,不僅塑造出了生動靈韻的壯族女性主人公形象,而且也在當代詩歌女性形象的圖卷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作者簡介

姓名:鐘世華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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