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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容:抗戰以來民族學/人類學界對國族建構的新解 ——以西南民族研究為中心
2019年10月09日 09:00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蘭州)2017年第4期 作者:李沛容 字號
關鍵詞:民族學/人類學界/國族/新解;

內容摘要:

關鍵詞:民族學/人類學界/國族/新解;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國族建構問題,是自晚清“民族”概念傳入以來關乎國家統一和民族凝聚力的重大議題。抗戰爆發后,“中華民族是一個”“漢夷同源”等觀點在學界盛行一時,基本主張是以漢文化“同化”其他民族。但是通過西南田野調查的具體實踐,民族學/人類學界結合西方學術理論,逐步推導出對國族問題的新解,也就是既承認和尊重中國各民族的多元性,又融各民族于國族之內的國族建構理論。

  關 鍵 詞:民族學/人類學界/國族/新解  

  標題注釋:本文為四川省社會科學青年項目“近代西南邊疆土司的國家認同研究”(SC16C034),四川省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研究中心項目“民國時期岷江上游羌藏精英的國家認同研究”(16DFWH018)和劍橋大學“康河計劃”四川大學工作站暨四川大學喜馬拉雅多媒體數據庫項目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李沛容,四川大學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員,成都 610064

  近代是中國新與舊的世界觀、價值觀激蕩與交織的“過渡時代”[1]。在這一“過渡時代”,中國傳統的華夷秩序因難以承受外部沖擊而趨于解體。如何建設具有內在凝聚力的統一民族國家,是擺在近代國人面前最為急迫的問題。“國族化”或“中華民族化”是近代以來國人努力奮斗的目標。自清末以來,西方單一民族國家模式一度被普遍視為實現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必經之路,國族建構的總體設計傾向以漢族為主干,“同化”其他民族,融合為一元化的國族[2]。至抗戰初期,“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爭議則集中反映出在以“救亡圖存”為重的背景下,國人從不同學科和視角對建構一元抑或多元國族的糾結與反思[3]。近代國族的討論無不透露出“民族國家”概念傳入中國后,現代西方經驗與中國固有傳統和現實的碰撞、沖突與調適。

  抗戰以來,隨著大批學術機構移往西南地區,新興的中國民族學/人類學迎來近代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西南民族研究的實踐經驗,開始為學界重新思考國族建構的實現途徑提供契機和素材。民族學/人類學界試圖以西南民族研究為證,探尋既尊重中華民族多元性,又可熔鑄邊疆各民族于國族之內的中間道路。以往學界對抗戰以來國族建構的研究大多集中探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爭論,而對此期間民族學/人類學界有關國族認識的重大轉變較為忽視。本文力圖梳理各類史料,以期還原這一史實。

  一、西南研究的經驗:“國族”概念的新解

  清末民初以來,國人逐漸以西方“民族”概念統觀中國境內的各人群共同體。漢、滿、蒙、回、藏五族成為民初國人普遍認可的中國總體民族構成,而僻居西南的“苗傜”民族卻長期被國人無意地遺忘或有意地忽視。直到1924年,孫中山宣講“三民主義”時,仍以西南苗傜已“亡”的事例,告誡國人構建國族的重要性[4]。“苗傜”已是歷史概念,這一說法曾長期為社會輿論廣泛信從。但是抗戰期間民族學/人類學界日趨深入的西南調查研究揭示出,非但苗傜未“亡”,西南各省更可堪稱“中國原始民族的博物館”“人種博物館”。民族學家岑家梧曾不無感慨地指出:“西南湘、粵、桂、黔、川、滇、康各省的種族,最為復雜。據歷來載籍所記,不下百余種。”[5]另一位民族學家江應樑則描繪西南各省民族分布的粗略圖譜:“湖南省:苗民族;廣西省:苗、猺、侗諸民族;廣東省:黎、猺、苗諸民族;貴州省:苗、仲家、儂諸民族;四川省:羅羅、苗諸民族;云南省:羅羅、僰夷、苗、猺、么些、古宗諸民族。”[6]盡管無法獲取準確的統計數據,學者們依然確信西南民族人口數量蔚為可觀,估計“約有二千二百萬人左右,占西南各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7]。借助媒體輿論宣傳,這些學術認知逐步轉化為公眾常識,開始改變國人對西南民族的種種誤解和陌生感,使國人承認西南民族存在的既定事實。

  抗戰全面爆發后,西南各族世居之地成為抗戰建國的基地和大后方,戰略地位急劇提升,從以往的不毛之地一躍而為“中國的勘察加”“中國的安哥拉”[8]。建設大西南同西南民族問題緊密聯系起來。如何動員苗夷民族,為抗戰建國偉業提供人力、物力保障,維護西南國防的穩固,被視為關系抗戰前途的決定性因素。西南各族之向背“對于整個國家的存亡,民族的絕續,殊有密切關系”[9]。但是英法列強覬覦中國西南邊疆已久,清末民初接連制造“片馬”“江心坡”及“班洪”事件。國人憂心西南各族“既缺乏國家觀念,又無民族意識。散處邊地,易受外人誘惑,今日為中國人,明日亦可為外國人”,而漸生疏遠、離心傾向[10]。特別是當時在日本支持下,暹羅鑾披汶政府大肆散播“大泰族主義”復國言論,已嚴重威脅西南國防的安全[11]。因而時人以為西南地區能否建設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關鍵在于“有待夫西南民族問題的解決”[12]。中國的抗戰救亡使命推動著國人重新審視西南民族及其地位。

  然而,在解決國內民族關系問題上,民族學/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卻針鋒相對,他們從各自學科的視角出發,存有鮮明的分歧和爭議。爭論的焦點在于努力建構的國族應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問題。1938年,顧頡剛轉赴西南,越加警覺被國人濫用的“民族”“本部”等概念,實是“帝國主義者造出了幾個分化我們的名詞”,細化國內民族的觀點和做法將令“國家陷于空前的危險”[13]。傅斯年同樣認為,不應妄議招致“分化之禍”的西南“民族”,學界的當務之急是共同塑造一個“中華民族”,斯為正圖[14]。傅氏因應時事,建議顧頡剛以史為據,盡量闡發一元化國族的大義。受傅斯年的激勵,顧頡剛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強調“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都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15]。顧頡剛、傅斯年的倡議迎合了國民政府的政策導向。針對西南民族問題,內政部于同年頒布“對于苖夷蠻猺猓獞以及少數民族等名稱禁止濫用”的訓令,主旨即為“我國民族文化血統混合已久,不能強為分析”[16],試圖從國家政策層面實踐和強化“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國族觀念。

  政界與歷史學界對國族一元化的強調,受到了來自民族學/人類學界以及西南民族代表們的駁斥。費孝通根據廣西瑤山的田野調查經歷指出,各個族團“在文化、語言、體質上的不同,各有組織,不相通婚,時有沖突”,不應漠視和否定各族差異性的既存事實,統一的國族信念“決不是取消幾個名詞就能達到”[17]。魯格夫爾以“苗夷之民、三苗之孫”自居,針對“中華民族是一個”“苗夷漢同源說”等理論,提出“苗夷自己絕不承認是與漢族同源的”觀點,并吁請政府“給以實際的平等權利”[18]。以高玉柱為代表的“西南苗夷”請愿活動,更是以實際行動回擊建構一元化國族的論調和實踐,不遺余力地呈請國民政府承認其民族地位[19]。

  實際上,早在1935年,自牛津大學人類學系深造歸國的劉咸已提出,“把握邊疆民族心理,灌輸邊民國家意識,不使邊疆民族受外人利用”的不二法門是“研究與劃分西南民族”[20]。江應樑更是呼吁:“把數千萬的西南民族遺棄于共和之外,這是一種不必掩飾的錯誤,到了今日,我們言全國民族團結,絕對不能再把西南民族遺漏在團結之外了。”[21]厘清與承認西南各族的民族地位,消除族際畛域,將之融于國族之內,已是民族學/人類學界團結西南民族一致抗戰的共識。

  有關“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爭論塵埃落定不久,內遷的民族學者以西南為經驗,對國族建構問題進行了更為理性的反思。最 早從事西南民族調查研究的學者芮逸夫隨中央研究院遷往宜賓李莊后,以其長達九年的西南民族實地調查經驗為據,重新思考顧頡剛與費孝通等人的論爭[22]。芮氏認為雙方糾結于“民族”概念,過于關注“中華民族之內能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的疑問,卻忽視了國族“中華民族”與“民族”的區別。受英國政治學家厄內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的影響,芮逸夫將“民族”理解為是一種傳襲的、文化上的人為現象,是在歷史過程中由人類的思想、感情、意志造成的集團。芮逸夫并未止步于對西方民族理論的運用,他借鑒《墨子·經說上》對“名”的分類,認為在“人類”這一“類”名詞下,可以劃分出“民族”這一亞類,“民族”則包含了次亞類“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屬于人為符號。在語法層面上,“中華民族”應指“中華國家國族”。形容詞“中華國家的”兼具政治和法律的雙重內涵。就“中華國家的全體國民”而言,“中華民族”內含農耕民族、游牧民族、漢藏語系民族、阿爾泰語系民族、回教民族、佛教民族等亞類。這些亞類中又可析分出蒙古民族、西藏民族、維吾爾民族,以及長久以來未被國民政府承認的苗民族、僮民族、倮民族等次亞類。芮逸夫強調:“在整個中華民族內,由政治的觀點來說,是不可分的整體,但由學術的觀點來說,是可以析出不少個體的。”[23]

  從國族的構成上看,芮逸夫的觀點與顧頡剛等主張的一元化國族認識差別甚大。芮氏將“中華民族”視為“民族”的聚合體,內部分為諸多亞類型的個體“民族”,且互有差別。具體言之,國家層面的“中華國族”擁有一千一百余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四億五千萬的國民,民族層面的“中華國族”包含華夏(漢人)、通古斯、蒙古、維吾爾、土伯特、倮、么些、佧侵、擺夷、僮、仲、黎、苗、傜等族[24]。

  與芮逸夫相似,衛惠林嘗試區別“民族”與“國族”的概念,認為“民族”實指People,而“國族”等同于Nation,世間大國皆很少由單一民族構成。衛氏指出,西南民族內部尚可分為藏緬族系、苗傜族系及泰撣族系,除“川南之苗,粵北之傜,浙閩之畬以外,各族的民族自覺感亦甚清晰”,“中國已無民族問題”的論斷“實言之過早”[25]。衛氏稱,全國上下數以百計的部族,“無論其為同出一源,逐漸分化之結果”,抑或“本屬多族混合同化之剩余”,這些邊疆族裔各有其歷史傳承與獨特文化。多數民族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事實[26]。而且,在承認民族認同的前提下,國族認同與民族認同是可以兼容并包的,譬如“我們對一位蒙古人,西藏人,哈薩克或倮羅,苗人,傜人說,‘你是蒙古人、西藏人,同時是中華民族’。他們馬上會同意;你如果說,‘你不是蒙古人、西藏人,只是中華民族’。他們總不易首肯。”[27]在中華民族多元構成理論的支撐下,衛惠林對歷史學界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也持批判態度。針對“中華民族以下不再提出什么民族”“考證各民族都是漢族裔派”的觀點,衛惠林認為這不但不符合“中華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原則,還有背于科學精神。

  “民族”概念傳入中國半個世紀后,以芮逸夫、衛惠林等為代表的民族學/人類學者試圖立足于多民族的國情,辨識民族與國族的關系,尋找調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及建構一體化國族認同的新出路。而這些認識大多建基于抗戰時期學者們對西南田野經驗的體悟和總結。厘清民族與國族概念的嘗試,暗示近代西方相關概念與理論的“在地化”傾向,也折射出中國民族問題的特殊性。學者們意識到,國族無須被硬性地界定為一元,而是可理解為由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復合概念,但是在承認各族文化差異的同時,為因應抗戰以來西方列強對邊疆民族的分化,亦須強調國族內部的融合性[28]。只有把邊疆民族“多元的文化傳承”與“國內民族全面合作”完美銜接,才是“恢復國族創造精神之重要源泉”[29],這已逐漸成為學界的共識。邊疆民族被視為國族的“新生命”,如同漢族“流落在外的同宗兄弟”,如何使之“歸宗入族(中華民族)”[30]便是國族建構的關鍵所在。誠如王明珂所言,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民族學、人類學知識是與國族建構并行不悖”的[31]。圍繞國族問題,此時的民族學/人類學界提出了諸多新的理論構想。

作者簡介

姓名:李沛容 工作單位:四川大學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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