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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考古事業70年|劉衛紅 杜金鵬:推進符合中國國情的考古遺址保護利用之路 新中國考古遺址保護70年
2019年10月09日 09:25 來源:文博中國 作者:劉衛紅 杜金鵬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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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我國考古學取得輝煌成就,其中,以大遺址為核心的考古遺址保護成果,是考古學輝煌成就之重要部分。

  新中國70年考古遺址保護的發展歷程

  1949年至1979年是考古遺址保護的奠基期。基于我國向工業化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工農業生產與考古遺址保護的矛盾,在學習借鑒蘇聯文物保護經驗基礎上,明確了我國考古遺址考古工作和保護“兩重兩利”的方針,提出并實施了文物保護單位制度,建立了分級屬地管理的文物保護管理體制機制推進了我國考古遺址的保存保護實踐。

  1980年至1999年是考古遺址保護的轉型探索期。基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城鎮化建設、產業園區建設及旅游業發展與考古遺址保護的矛盾,在學習國際組織和歐美等國家文物保護經驗基礎上,開始探索我國大遺址保存保護的原則、理念,討論考古遺址保護和利用的關系,以及如何利用以發揮考古遺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為考古遺址保護利用、傳承弘揚理論和實踐探索奠定了基礎。

  ▲城河遺址-湖北考古所胡剛提供

  ▲大堡子山遺址-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王新文提供

  2000年以來是考古遺址保護的創新發展期。基于經濟社會內涵式創新發展的驅動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學習國際和歐美等發達國家保護理念、技術方法等基礎上,明確了保護和利用的關系,開始結合前期實踐探索符合國情的考古遺址保護利用之路,全面實施大遺址保護規劃制度、考古遺址公園制度等,推動考古遺址保護在實踐基礎上從法理探討開始向學理研究深化;文化遺產科學體系、實驗室考古、大遺址考古、文化遺產保護類考古、考古資產保護等新概念及理論方法研究不斷提出并拓展深化。

  ▲高昌古城-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王新文提供

  ▲高昌古城-張普然

  新中國70年考古遺址保護的成就

  1.學科體系從歷史科學之考古學向文化遺產科學之考古學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以大遺址為核心的考古遺址的保護,最大的成果就是推動考古學科從歷史學之考古學向文化遺產科學之考古學發展,推動了考古學科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和國家的需求。中國考古學從建立之初就決定了其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推進考古遺址保護利用的使命擔當。歷史之考古學從學科發展角度的基本任務和目標主要是研究復原古代社會,探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對于當前中國而言即在重建中國古代史的基礎上闡釋中華文明發展。在這一學科架構中,忽略了考古遺址保護是考古學應有之義,考古發掘是考古遺址保護的基本手段措施這一實際。文化遺產科學是隨著考古學和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而形成的,關于文化遺產調查、發掘、整理、研究、闡釋、保存、保護、展示、傳承和發展的科學體系;在“大遺址考古”、“文保類考古”和“實驗室考古”等理論實踐探索中,將考古科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研究相結合,以實現考古學在復原社會、闡釋文明的同時,保存保護、展示利用好大遺址,促進大遺址的保護傳承發展和價值弘揚傳播。

  2.保用關系從單純保護向保用結合發展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考古遺址在保護理念方面,核心的是關于考古遺址保護、利用與發展關系的探索,對三者關系的認知,直接決定了考古遺址保護理念、方針政策、法規制度體系的完善和保護實踐地推進。我國關于保護和利用關系的討論經歷了建國至改革開放的保護為主、重點利用的無爭議階段;改革開放至20世紀90年代末的保護為主、適當利用發展階段,但是在具體保護為主、還是保用并重等問題上,仍然有各種不同的認識;進入21世紀后保用結合是主線,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是路徑,傳承弘揚和創新發展是目標目的的保護和利用關系已經相對明確。這種變化主要由不同階段的國情國力和對以大遺址為核心的考古遺址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作用決定,并直接影響到相應階段考古遺址保護方針政策和法規制度體系的建設。

  ▲郭家廟遺址-湖北考古所胡剛提供

  ▲漢長安城遺址-張普然

  ▲交河故城-張普然

  3.保護方針從“兩重兩利”向“十六字方針”發展

  新中國成立,針對文物資源豐富、基本建設任務繁重和考古工作人員不足等現實問題,形成了以“兩重兩利”為指導,以配合基本建設、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為中心的文物保護工作方針。隨著改革開放和旅游業的發展,針對考古遺址在經濟社會建設中如何發揮作用這一問題的探索和實踐,1987年國務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加強保護、改善管理、搞好改革、充分發揮文物的作用,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貢獻”的文物工作方針和任務;1992年,針對經濟建設背景下,快速城鎮化等建設和考古遺址保護矛盾的加劇,在全國文物工作會議提出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針;1995年,結合文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全國文物工作會議提出“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原則,相對解決了公眾在文物保護與利用關系問題上的分歧與爭論。進入21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針對新時期文物保護的新形勢,在2002年全面修訂文物保護法時,上述方針和原則以法律的形式確立為“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十八大以來,隨著對考古遺址利用和傳承弘揚的重視,在“十六字方針”基礎上,重點針對合理利用進行了明確和闡釋,要求“合理適度利用”,“統籌好文物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統籌推進文物保護利用傳承,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開始更加強調考古遺址保護的“活用、傳承弘揚和創新發展”。

  4.保護法規建設從基礎法規體系向專項法規體系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文物保護理念和文物工作方針的形成、發展和確立,有力地推動了以考古遺址為核心的文物法制工作的健全、完善與進步。從法律架構和內容體系上分析,基本構建起以《文物保護法》為基礎,以《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長城保護條例》等法規為支撐,考古發掘、大遺址保護、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等部門規章、地方法規、地方規章、各種規范性文件和行業標準規范為重要組成部分的考古遺址保護法規體系框架。最重要的針對專項遺產保護利用開始構建系統性法規體系,如針對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和管理,制定頒布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2009)、《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細則(試行)》(2009)《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編制要求(試行)》(2012)、《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估導則(試行)》(2014)、《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創建與運行管理指南(試行)》(2017)等法規文件,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發展提供了指引。

  ▲良渚遺址-大莫角山臺基-良渚考古隊陳明輝提供

  ▲樓蘭遺址-劉衛紅

  5.學習交流從對外學習借鑒向提供中國方案發展

  建國初期在全面學習蘇聯的過程中,借鑒蘇聯文物保護的先進理念、經驗等,構建起了我國以大遺址為核心的考古遺址保護調查、登錄、文物保護單位制度以及分級屬地管理體制機制和法規制度體系。改革開放后,與歐美國家及國際組織的交流與合作日益緊密,并逐步引進國際前沿性文物保護理念、手段和技術,形成以真實性、最小干預、可逆性等原則為核心的保護理念,實施了世界遺產保護制度、考古遺址保護規劃、保護工程制度等。進入21世紀后,開始結合歐美國家和國際保護理念及我國國情,系統探索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保護理念和保護利用模式體系,形成了《蘇州宣言》、《西安宣言》、《紹興共識》等國際文件,為世界各國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指導。最重要的是形成了中國化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有效促進了我國大遺址保護理念、法律法規和技術手段等與國際的接軌。

  ▲石家河遺址-湖北考古所胡剛提供

  ▲石峁遺址-石峁考古隊邸楠提供

  6.保護實踐從單一考古發掘保護向多元保用結合發展

  考古發掘保護從單一被動考古逐步向結合主動考古發展。我國考古工作從建國初以配合基建、搶救保護的被動考古,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變化逐漸開始向以科研和考古遺址保護為主的主動考古發展;如配合三峽工程、南水北調、西氣東輸等國家重點建設工程的基建考古,這些項目的實施,確保了國家大中型重點建設工程的順利進行,同時也搶救保護了一批珍貴的文化遺產。隨著改革開放大遺址在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和闡釋中華文明認知方面地位作用的增強,結合國家重點科研課題開展的主動性考古也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夏商周斷代工程”、21世紀初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進入新時代實施的“考古中國”項目,這些項目一方面促進了考古遺址保護和科學研究,另一方面也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

  ▲鎖陽城-張普然

  ▲唐昭陵-劉衛紅

  考古遺址保護實踐從文物保護單位制度向世界遺產制度、大遺址保護專項行動計劃等拓展。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一大批各個時期十分重要的遺址被發掘,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被揭示,很多古遺址和古墓葬被列入國家級或省市文物保護單位,使這些遺址得以依法受到保護。如截止2018年,現存766722處不可移動文物中,公布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129508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296處,而大遺址占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2/5以上。自2005年起,啟動實施了大遺址保護專項行動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里,先后遴選了150個大遺址,率先進行保護;同時啟動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和展示利用計劃,目前公布了三批共36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67處立項單位。有的大遺址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還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我國目前有37項世界文化遺產,其中大遺址占比將近一半,而良渚遺址考古更是向世界實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

  考古遺址保護利用模式方式從單體向整體,從單一向多元融合共生發展。單體保護模式方式,從保護大棚或大廳向遺址博物館(如半坡遺址博物館)、考古遺址公園(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發展,未來將向綜合型景區(融合型的生態博物館、國家生態文化區)或國家文化公園發展演變;空間模式上,從單體或點性保護利用向遺址整體全面保護利用發展,同時向以大遺址保護為基礎的區域文化旅游綜合體發展;產業模式,在遺址保護基礎上開始形成“考古遺址保護+自然生態+農業+商貿+文旅”;從區位分析,城鎮區域開始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鄉村和鄉村振興戰略相結合,而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建設貫穿始終。

  ▲統萬城遺址-劉衛紅提供

  ▲統萬城遺址-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王新文提供

  總之,以大遺址為核心的考古遺址保護70年發展歷程和成就證明,先進的保護理念是考古遺址保護健康發展的方向指引,考古學科的發展是考古遺址保護的理論基石,服務國家大局和公眾需求是考古遺址保護的動力之源,扎實的基礎工作是考古遺址保護的根本保障。回溯歷程,總結經驗,尋找規律,推進符合國情的考古遺址保護利用之路的探索是我們不懈的追求。

 

  (劉衛紅: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中國考古學會文化遺產保護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杜金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文化遺產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

作者簡介

姓名:劉衛紅 杜金鵬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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