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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聞哲:國際貿易體系面臨結構性轉型
2019年10月07日 17:20 來源:《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8月刊   作者:趙聞哲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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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的貿易體系進入了結構性的轉型期,國際貿易矛盾凸顯。

  矛盾一:國際競爭力重新分布。

  現行國際貿易秩序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關貿總協定,20多年來它見證了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算高齡。建立之初,貿易規則顧全了多數國家相差懸殊的競爭力,在不失公平的大前提下互有妥協,從而達成整體利益的平衡。然而今天,南北競爭力差距大幅縮減,過去適當的讓步如今看來或有過之或有不足。

  現行貿易制度中對勞工待遇的忽略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規則初定之時,勞工待遇很少牽連到貿易利益。貿易協定中沒有必要涉及發達國家勞工待遇,因為本地標準已經成熟。同時也看似沒有必要要求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待遇,因為勞動力成本低廉的背后是落后的技能水平,無論如何也無法威脅到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

  今天,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勞工待遇差異成為彼此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之一。隨著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加速、教育水平提升,當地勞工的技能素質早已可以趕超歐美同行。但由于南北勞工福利待遇方面具有持續結構性和歷史性的差別,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人工成本仍然很低,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于是提高發展中國家當地勞工待遇標準成為歐美國家在新形勢下的訴求。

  知識產權是另外一個因競爭力變遷而加深的矛盾。在發展中國家推進工業化的同時,歐美自身的產業升級增加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依賴。制造業全方位“脫實入虛”:價值創造的過程擺脫了勞動力,擺脫了固定資產,而轉向知識密集型模式。這意味著跨國公司歐美總部只專注于技術提升、產品開發、軟件系統編制和后期市場營銷策略,幾乎完全拋棄了與有形商品生產相關的所有環節。

  如此輕人力又輕資產的生產模式的確帶來了空前的經濟效益,而在開放的貿易體系中,這樣做的弊端也是致命的。高度開放的貿易系統從根本上鼓勵知識跨國界廣泛傳播,只有這樣,海外合作伙伴才具備生產必要的技能。然而,知識本身又具有極強的傳播性、規模性和可復制性。每一項領先的生產技術都是長期巨大投入換來的結果,對應的產品需要帶來長期穩定的經濟回報才能確保最終盈利。一旦失去了對有形生產過程的場地和人員的有效控制,關鍵知識技術很容易流失給競爭對手。這將給產權原所有者帶來嚴重的經濟打擊,引起整體利潤能力大幅下降。知識交流的必要性和極高的選擇性讓當前貿易制度很難權衡知識產權的保護。

  矛盾二:收入嚴重失衡。

  隨著貿易推動全球經濟的增長,收入分化的問題也日趨嚴峻。尤其在歐美發達國家,收入兩極化不僅存在于勞動力的內部,也分布于勞動力和資本要素之間。

  發達國家制造業向知識密集型轉型,減少了對傳統崗位工人的需求。而穩定的貿易環境,又激勵歐美跨國企業將從事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生產的工種大量轉移到低成本的海外基地。這些消失崗位的薪酬水平恰好處于發達國家中等偏下范圍,導致偏低收入人群的工資長期增長停滯。與此同時,引領世界工業潮流的高薪高技術型崗位僅需要少量特殊人才,而其工資水平增長極為迅速。

  要素間的收入差距表現為企業對資本回報率高于員工薪酬的增速。歐美跨國企業資本持有人享受了貿易開放帶來的巨額銷售利潤。一方面海外供貨商大幅削減生產成本,另一面新興市場的巨大銷售潛力被充分開發。極具諷刺的是,企業轉型給持有資本的股東帶來的利潤并沒有為整個社會分擔經濟轉型帶來的就業壓力。美國上市的跨國企業利潤實際增長速度高達每年6%,遠高于薪金增長。而跨國企業在安置失業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機會上幾乎沒有任何有效措施。跨國企業繳納的稅率也遠低于員工工資收入的稅率。

  貿易開放帶來的收入兩極化在發展中國家也具有它的普遍性。高速的進出口貨物增長讓直接參與貿易的企業和員工獲得立竿見影的經濟回報。而服務國家內部的傳統行業只能間接受益。然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通常能較有效減少收入分化問題,讓社會更全面收獲工業化進程中的巨大溢出效應。

  矛盾三:貿易清算體系單一。

  美金作為國際金融清算和儲備貨幣,給世界的貿易不平衡現象起到催化作用。貿易的增長標志著全球巨大的貨物清算和資金儲備需求,這為美元資產帶來堅挺的剛性需求,支撐美元幣值。而堅挺的美元賦予了美國消費者強大的購買力,也給美國實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帶來極大挑戰。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美國貿易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呈持續上升的趨勢。

  世界其他國家也承擔了單一支付體系的負面效應。美國的商業周期和貨幣政策波動經常引發國際資本大規模的遷徙,嚴重干擾貿易伙伴國匯率市場秩序和內部金融穩定。近20年來幾次典型的新興市場的金融市場震動都和美元的政策周期息息相關。

  幾十年來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一直掌控著重要國際秩序制定的話語權。而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濟體量早已壯大,但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遠未得到相應體現。按照當前的國際行政機制解決上文提到的貿易矛盾,結果多半是要更突出發達國家的訴求。同時可能在短期內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較大的變革挑戰。

  探索已經開始。

  當下多國的貿易關系處在“邊打邊談”的狀態,似乎暗示著曲折而漫長的探索已經開始。政策的不確定性陡然攀升,給當下經濟形勢帶來巨大挑戰。

  政策轉型期越漫長曲折,世界經濟越將面臨越大的降速風險。貿易流通是現代經濟生產生活的血脈,一點局域性的阻塞便會牽動全球健康。除了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貿易政策的雷區將迫使跨國企業戰略性繞行,將產業鏈布局于政策環境相對穩定的地區。這將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制造業將回流至歐美總部,滿足發達國家全面收獲知識型產業收益的訴求。這還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政策的競爭將升級,它們或競相提供更加符合本國利益的貿易便利。如此一來,不同發展中國家會更有的放矢地加快自身的產業升級。

  新的產業鏈變革可能改變目前貿易格局以及其相對應的多個宏觀現象。以亞洲國家和少數歐洲國家為代表的貿易順差可能會減小。一旦實現,這將打破過去30年世界范圍內資本長期供大于求的形勢,促使利率重新上行。目前的貿易順差國居民儲蓄偏好普遍很高,出口貿易獲得的收入巨額外匯被居民部門以儲蓄的形式保存而并非用于消費。這些外匯儲蓄正是廉價的國際資本的來源,將回流到貿易逆差國,特別是美國。這使美國資本市場一直享受異常寬松的融資環境。

  一旦貿易順差國順差減小,停止向國際市場輸出廉價的儲蓄,逆差國將被迫減少消費支出從而增加本土儲蓄水平。這會大幅推升實際利率水平,逆轉過去30年西方資本市場實際利率穩步下行的趨勢。

  產業鏈遷移可能使得制造業整體生產成本上升,引發通脹壓力或壓縮跨國企業利潤。與20年前以降低成本為初衷的產業鏈布局相比,新貿易矛盾引發的產業鏈遷移具有更加復雜和微妙的動機。而成本上升很有可能成為遷移的代價。重新遷回發達國家的產業鏈將面臨高于原來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員工薪酬水平。除非本土生產效率躍進式增長,否則將很難彌補其高成本的劣勢。發展中國家之A間的人力薪酬水平雖然較為類似,然而其他綜合因素,諸如勞工技能、規模化生產潛力、基礎設施水平和相鄰產業的成熟度將在實際成本結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先前享受廉價海外貨源的公司企業需要從更高價的供應商進貨。額外的成本或被轉移給最終的消費者,增加最終消費品的價格;或被公司內部消化,從而壓縮跨國企業的利潤空間。這對30年長期下行的消費商品價格和穩步擴張的利潤率水平來說無疑都將是強有力的挑戰。

  全球化進程讓各國對彼此的依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錯綜復雜的產業鏈將關鍵的經濟利益緊密聯系成一張微妙的生態網絡。某一個環節功能喪失都會引起整個系統的失衡,甚至停轉。這意味著任何國家單方面破壞貿易的舉動都難免害人害己。在目前的貿易摩擦中,某些國家一味鼓吹要通過單方行動取勝的策略其實并不實際。建成新的貿易體系要靠主要國家勇于承擔現有經濟矛盾中自身的責任,以相互妥協讓步為基礎,達成新的秩序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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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趙聞哲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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